可可西里:藏羚羊增多,采金热回潮

时间:2009-08-12 23:16 来源:户外探险网 作者:户外探险网

2009年7月25日,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一群藏原羚在驻足凝望。近日,记者在可可西里看到野驴、藏原羚等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长势良好。新华社发

可可西里管理局局长才旦周。

 

 

 

 

?青藏公路进入可可西里的第一个保护站——不冻泉保护站。

 

 

南方都市报10日讯 8月1日,在距青藏公路一公里远的地方,可可西里保护区内有两辆“趴窝”的卡车,巡线员周保平偶然间发现了这一点,他驱巡护车驶入。一堆石片在保护区内更远的地方已被卸掉,它们来自于距公路17公里外的保护区内。周保平向可可西里管理局做了汇报。

在180公里外的格尔木市,可可西里管理局局长才旦周,正向下属们下达新的任务。在接下来的10天,森林公安分局副局长将带领6个人,拿着若干支枪,开三辆北京吉普,在可可西里的某一特定区域进行为期10天的巡山。夏季到了,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的可可西里的冻土也已融化,正是盗采砂金和捕猎的易发季节。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8次大规模巡山。”才旦周说。

可可西里,这片60年前还鲜有足迹的无人区,如今已是国际瞩目的热土。但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经特殊许可,一般人不得进入。旅游者只能在区外围观,而受利益驱动的不法分子,因这里深藏的宝贵资源而有了探险的动力,他们和可可西里保护者的斗争已经持续了近20年。在青藏公路动工的那一刻,注定了世外桃源般的可可西里的生态,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无人区终被人类的脚步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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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公路,洞开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的名字诞生于1954年,命名者是时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慕生忠。当青藏公路修到这片人迹罕至的区域时,慕生忠为它取了个蒙古语的名字——霍霍西里,意即“美丽的少女”。这位来自陕北的开国少将,普通话并不标准,以至于译电员当时错译成了“可可西里”。在格尔木档案局早期的档案中,还可看到“霍霍西里”的名字,但“可可西里”无疑使用得更广泛,并最终完全取代了前者。

“可可西里”诞生前后,1954年7月底,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陪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一行,从西藏坐轿骑马到了可可西里,再换乘吉普车赴北京开会。青藏公路彼时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当中,可可西里,一个原本只能骑马坐轿穿越的美丽高寒草原地带,开始被铁锤、镐头、铁锹推进的通衢大道所洞开。

唐时,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开辟了中原内地入藏的道路。此后,包括可可西里地带,流传的也只是商贾长途托运的传说。“我小的时候,也听长辈说过,解放前那里有马帮经过。”可可西里管理局局长才旦周说。

新中国成立伊始,修路就被提上日程。1950年初,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解决交通与补给问题,在当时被认为是站稳脚跟、进军西藏并巩固国防的必要之举。当西藏运输总队在1952年进驻距可可西里约200公里的格尔木(当时尚不叫格尔木)时,这里只东鳞西爪分散居住着825人。两年后,他们迎来了青藏公路的第一批客人——班禅大师一行,并在可可西里举办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暨公路试修任务完成的大会。

接下来的任务,是更艰难的从可可西里到拉萨的路段修建。来自甘肃武威的薛登科,响应国家招工的号召,与其他数千人到了可可西里。“很艰苦,有大米面饭,但吃不到菜。”他说,因高原反应,当时施工队的膳食原则是“早上吃饱,中午吃好,下午不吃也好”。施工队中也有人因晚上吃得过饱,而在睡梦中憋死。施工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因为没有方便就医的医院,死于高原病是常见的事。

慕生忠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在公路修进昆仑山区时,因野羊、野驴成群,他下令每个小队派出小组去打它们,以改善伙食。薛登科坦言,那时并无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因修路部队有枪,因此常向它们发起攻击。1960年枪支上缴后,对野生动物的杀戮就少了很多。

1959年,薛登科留在位于可可西里的五道梁养路段第70工区。“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把三八枪,50发子弹,还有4个手榴弹。”他说,当时因有武装反抗新政权的叛乱分子,所以养路工同时是战斗队。1959年3月以后,青藏公路五道梁段民兵曾在风火山附近4次歼敌数十人,因此在次年被评为全国民兵先进单位。其中,五道梁养路段一工区区长王泽多还受到毛泽东等人接见,登上天安门观礼国庆典礼,并被《人民日报》等媒体以《昆仑红松》为题予以报道。

薛登科在五道梁一直待了近30年。50年代的可可西里,比现在更冷、风沙更大,虽然很多人打猎,但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之多是现在所无法比拟的,“数不清,一群藏羚羊有时不止几千只,几万只都有。野牦牛就在昆仑山上到处爬。”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野生动物就慢慢减少了。70年代,附近数十公里外的牧民来此放牧的渐渐多起,藏羚羊的日常活动场地,也从青藏公路路边退移到可可西里的更深处。

而在薛登科从五道梁养路段退休的1985年,人类对可可西里的新一轮更大的进入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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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区,疯狂的淘金热

在薛登科退休三年后,李同林到了可可西里,成为五道梁养路段66工区的养路工。

神秘的可可西里,被一个老道注意到了。连续有六七年的时间,李同林都会看到一个老道经过养路段进入可可西里。他手拿一柄长剑,还有一把十字镐,说他的师父姜子牙就在可可西里深处雪峰上修炼。几天后,这位老道返回。有时我们问他,见到师父姜子牙了没有?他说,这次没缘,没见到。

对雪峰修道的向往毕竟只是个别人。更多的人,则意识到这片广袤无人区内的丰富矿藏。李同林在五道梁养路段时,赶上了淘金最疯狂的年代。

“夏季的时候,每天都有车,在养路段附近进进出出,到离青藏公路几百公里的太阳湖和库塞湖附近淘金。”李同林说,采金车辆以拖拉机为主,也有卡车,当然也有挖掘机等。当时格尔木市在公路边设有很多黄金检查站,“二三十公里就有一个”。

采金队伍都有枪,李同林听到从可可西里出来的采金人员说起,里面为争地盘火拼而经常死人的消息。而死人之后,基本都是私了,报案解决的很少。有时争执因不同地方政府的介入而复杂化。可可西里在青海的部分,行政区划属于治多县,但治多县距可可西里并无公路,要绕到北部的曲玛莱县才能到达可可西里。对可可西里资源的争夺,最初是在距可可西里最近的格尔木市与稍远一点的曲玛莱县间展开的。这片无人区内的同一片金矿,有时会被两地政府分别发放采金证给不同的金农。据《格尔木市志》,1988年5月15日,曲玛莱县派清理金场人员进入距可可西里数十公里的格尔木市西大滩采金场开展清场工作,与金农发生争执,开枪打死1名金农,伤及3人。

“那时,虽然采金人员常常射击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但基本都是为了吃肉。”李同林说,他们养路段的人,有时也向采金人员借枪猎杀身边的野生动物。“那时的环保宣传也不到位,不像现在。”虽然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即已颁布实施,但李同林们“没什么感觉”。

但分肥式的无序采金秩序,因为可可西里采金案的发生,而经历了一次短期的整顿。1989年5月25日,可可西里马兰山金场出现30年来罕见的降雨降雪,27800名采金农民被困,其中400多辆车、8000多名金农陷于长达100公里的泥泞路段。

事件震动中央。兰州军区空军部队派飞机参加了救援工作,在3个月的救灾时间内,先后投入人力533人次,出动各种救灾机械52台,运送燃料66.3吨及食品药物10余吨,但仍有42人在事件中死亡。

事件很快被定性为是因格尔木市有关人员违反国家政策和采金规定,收受贿赂,滥发采金证,由自然灾害引发的重大责任事故。其中违法违纪和收受贿赂的部分,由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同青海省有关单位领导进行了历时4月有余的调查。41人被查实经济违法违纪,21人构成犯罪,其中格尔木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杨文山被判有期徒刑5年。

无序的开采因可可西里黄金案的事发,而有所收敛,但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制约,因此很快又开始反弹。

在1992年,青海省治多县成立西部工委,由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领衔,继格尔木市和曲玛莱县之后,开始介入对可可西里资源的分配权之争,并率先提出将其设为自然保护区的申请。有“野牦牛队”之称的西部工委,被媒体塑造为可可西里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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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达杰,开发与保护之间

1993年春,在龙羊峡水电站第二小学任教的靳炎祖,被索南达杰动员加盟,以替代刚刚调职的治多县西部工委副书记。靳炎祖毕业于青海玉树州民族师范学院,索南达杰毕业于青海民族师范学院,在这之前两人曾是同学。西部工委是副县级单位,该单位的副书记是正科级。“我们互相信任,我答应了他。”靳炎祖说,“我以为一个副县级单位,经费应该比较好,可可西里那么多资源,资金应该没问题。谁知去了后发现一塌糊涂。”

“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开发总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它肩负着替代格尔木市和曲玛莱县管控并开发可可西里资源的使命。靳炎祖1993年5月1日到工委报道,7月3日完成调动手续,但因不是党员,副书记的职位迟迟不能上任。他到西部工委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和索南达杰等4人一同由格尔木前往可可西里查处一个位于五道梁养路段上方的银矿。沿途,靳炎祖看到穿梭不断的手扶拖拉机拉着金农排队进出可可西里。而他们要查处的那个银矿的矿主,并无办任何手续,遂下通牒让他们撤走。

索南达杰一行带了2把手枪,还有一把八一式冲锋枪,这有一定的威慑力。他们又去查处另一个有七八十人的小金矿,朝天鸣枪示警,让他们马上撤走。只是清场,没有罚款。接下来一家一百余人的金场,拒绝撤离。靳炎祖等人威胁说还有武警在五道梁,并向他们收了10克砂金作为资源费。靳炎祖说,这10克砂金上缴央行,但并未返回县财政,作为西部工委的经费。

索南达杰等人在可可西里入口守了一个晚上,不让那些金农进去。但没什么成效。等到他们撤离之后,金农卷土重来。“他们很猖狂,有人大声说,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拿出来和他们干。”靳炎祖说,无人区可可西里那时也是无法无天区,有些杀人在逃犯也跑到那里采金。金农大多来自青海省东部,差不多每个县形成一个帮派,持枪械斗是常有的事。可可西里附近很多地方,如“乱窝子”、“强盗沟”都是这些金农起的名字。

当年9月份的时候,索南达杰等人再次前往可可西里。天已转冷,金农撤得差不多了,但此前查处的银矿又在开工,他们在曲玛莱县补办了手续。索南达杰和靳炎祖拿出地图,告诉他们这里是治多县的版图,曲玛莱县无权签订合同,让他们限期离开。“那个时候,曲玛莱县也成立了一个西部工委,收费发证让金农采金。”靳炎祖说,但大部分采金证还是距可可西里最近的格尔木市发放的,“索南达杰头痛死了。我们去找省黄金局、农林厅,说可可西里是我们的地盘,采金证不应由格尔木办。但他们都只答应不办事。”

盗猎也开始泛滥。藏羚羊身上的优质绒毛,因质地极轻极柔,用它制成的披肩,能够很容易地穿过一枚戒指,人们叫它戒指披肩。因此从80年代开始,成为国际市场交易的新宠。这刺激了专业盗猎队伍的生成。

靳炎祖说,索南达杰看到野生动物被杀害,也很心痛,作为当地人,对护生与环保有着特殊的信仰,加上也感觉格尔木市很难将对资源的管控权移交给治多县,所以,在1993年,他曾给青海省林业厅写了报告,希望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索南达杰内心有这个想法,主要基于两点:可可西里是很好的遗产,要好好保护,否则金矿早晚要采没,‘野生动物王国’也无法保留;另外,西部工委的经费也可因此有所保障。”

1994年元月,靳炎祖陪同索南达杰等人前往天寒地冻的可可西里,勘探地形和金矿点位置,以与格尔木市、曲玛莱县打官司用。沿途,他们抓获了两批盗猎藏羚羊的团伙。在押解回去的途中,1月18日,索南达杰与他们发生枪战,中弹身亡。而被捆绑的靳炎祖等人则侥幸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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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牦牛队,激情与现实之间

索南达杰逝后,西部工委暂停了一段时间,靳炎祖也被借调到公安机关协助查索南达杰被害案。而索南达杰的妹夫、青海省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扎巴多杰主动请缨,接管西部工委。1995年4月,扎巴多杰找到靳炎祖,希望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后任办公室主任)。而他俩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昆仑山一侧的“乱窝子”协调金场纠纷。

靳炎祖说,“乱窝子”在现在可可西里保护区之外,属于格尔木市的地盘。格尔木和治多县分别允许两拨不同的金农在这里采金,因此引发械斗,争议双方挖壕沟,在山头建立碉堡,开枪并互扔手雷。前去协调的扎巴多杰等人,车也被抢走,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在他们走后,有三个金农被打死。

靳炎祖帮扎巴多杰写了两份调查报告,分别关于盗猎与采金。扎巴多杰有大干一场的雄心,西部工委由索南达杰时的几个人扩充到60余人,其中20多个从其他单位借调来的正式在编人员。在县委开车的吕长征,也在这个时候来到西部工委。靳炎祖和吕长征说,西部工委和私人老板签订了协议,允许他们开发可可西里内的一处银矿(即上文提到索南达杰查处的那一处),20余万元资源开发费和吕长征所开的那辆北京吉普,成为西部工委最初的启动资金和资产。

“这20多万,买了一辆吉普,一辆东风卡车,一个照相机和摄像机,就快花完了。”靳炎祖说,西部工委接下来的经费,主要依靠对违法行为的罚款、社会捐助及向国家部委争取的拨款。在1995年10月,可可西里被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12月成为国家级保护区。靳炎祖说,西部工委在扎巴多杰时代,仍然以反采金为主。靳炎祖和扎巴多杰轮班带队进可可西里执法。1995年,青海省广播电视上开始播报禁止性通告,次年,有两位反抗者被西部工委开枪打死。经媒体报道后,采金者受到震慑,明显减少。

在对外的宣传中,保护藏羚羊开始被列为第一位。成为自然保护区后,西部工委仍按既往的执法逻辑行事。靳炎祖说,最开始,他们还把盗猎分子送到治多县公安局,但公安局很快将其释放,扎巴多杰很生气,认为与其让公安局罚款,那还不如我们来罚款。接下来抓获的盗猎分子,就基本都罚款放人了事。

在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前,青海省玉树州即成立了可可西里管理处(1999年更名为管理局,正处级)。“保护区的成立,和索南达杰的死有很大关系,管理处应以西部工委为主,但州上却安排了另外一批人。”靳炎祖说。可可西里仍未解决双头执法的困境,西部工委和管理处的矛盾开始逐步升级。

1998年,西部工委面临经费瓶颈,临时工大半散去,而留下的正式工也有大半年没发工资——工资都被挪用做日常经费。靳炎祖做主将卖掉藏羚羊皮子所得的4万余元,作为了8个正式员工的工资。扎巴多杰则迎来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受邀到北京大学等处演讲,名噪一时。媒体明显更青睐西部工委而非管理处,“野牦牛队”的称号也在那个时候响起。“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媒体给起的。有一次,有个记者采访扎巴多杰,我也在现场。扎巴多杰说,不惹我们时我们很温和,惹火了就像野牦牛。媒体开始叫我们野牦牛队。”吕长征说。

但自北京回青海不久,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就在家中举枪自杀。靳炎祖说,可能是因为扎巴多杰此时已得知管理处的相关领导正举报西部工委的“贪污”问题。但扎巴多杰死后,未见相关司法调查启动。接下来,玉树州有了要合并西部工委的指示,“自然之友”创办人梁从诫联合十余家媒体记者联名上书,西部工委内部开始分裂。坚持不合并的靳炎祖,参与了与管理处的一次肢体冲突。那是2000年,对靳炎祖等人的司法调查在肢体冲突后开始启动,因将4万余元款项充当工资,靳炎祖以“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司机吕长征,治多县林业派出所民警尼玛、尕仁青各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临时工谢周、扎西才仁、旦正扎西判免予刑事处罚。

藏羚羊增多,采金热回潮

1999年8月,西部工委被合并到可可西里管理局。副科级以上员工回原单位,其他员工则归并到管理局。冲突仍在,以至于并入管理局的20余人,到后来只剩下了五六个。但在这些基于个人与部门利益的争夺背后,制度化的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模式正在形成。经费有了保证,不必靠罚款放人的方式筹钱。

濒临灭绝的藏羚羊开始增多,重典之下,盗猎案件已经数年未被发现。但盗采金案却在这两年开始增多,本报2007年曾刊发《可可西里淘金热回潮》报道。

2008年,才旦周从玉树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任上调到管理局接任局长,他面临的棘手问题包括采金热的回潮。

今年8月1日,周保平在不冻泉保护站偶然发现的那两辆拉运保护区内石片的“趴窝”卡车,据说正是为了垫青藏铁路的路基而用。沿青藏公路边,设有四个可可西里保护站,周保平并非不冻泉保护站的巡视员,他路过这里,通过车辙发现卡车已经在这里运送了几个晚上,而数百米外的不冻泉保护站巡线员并无察觉。保护站的工作非常艰苦,在日复一日工作的某些巡线员那里,这仅仅是一份工作,你不要奢望在他们身上看到媒体此前宣扬的理想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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