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见证可可西里反盗猎 8月险被暴雪吞没

时间:2012-03-13 16:36 来源:四川日报 作者:一路风尘

  纪录片导演见证可可西里反盗猎8月险被暴雪吞没

2011年彭辉在可可西里拍摄《平衡2》。

   2004年,陆川拍摄《可可西里》,以冷静、克制的电影镜头,呈现了打击盗猎者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陆川的拍摄,灵感来自一部名叫《平衡》的纪录片。这部关注可可西里藏羚羊及其卫士西部野牦牛队的纪录片,2000年问世曾引起轰动,直接影响了在欧洲藏羚羊绒制品的销售。它的作者,是著名纪录片导演、成都人彭辉。

 

  

  12年过去了,可可西里屠戮藏羚羊的枪声渐远。而彭辉,仍然没有放下记录可可西里的摄像机,那些曾经保护可可西里的卫士们当下的境遇如何,穷凶极恶的盗猎者有着怎样真实的面目?在即将完成的纪录片《平衡2》里,关于藏羚羊和矿产保护等话题,仍在继续……

  见证反盗猎——

  8月盛夏险被暴雪吞没

  2011年12月初,彭辉收到振奋不已的消息:“当年参与盗猎及枪杀索南达杰的6名盗猎者逃亡17年后投案自首。”彭辉立刻率领摄制组奔往双流机场,因为他的《平衡2》,一直期待有这样的记录。

  “当年我拍《平衡》,最初只是想记录一个盗猎与反盗猎的过程,以为它像一部充满枪战场面的西部片。”2012年2月,彭辉在成都对记者言及1997年底拍摄初衷时笑称,“现在想来,太过单纯。”

  彭辉扛着摄像机走进可可西里,结识了扎巴多杰(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继任者,野牦牛队队长),并且深入可可西里腹地参与巡山之后,才发现这群为可可西里付出青春乃至生命的 “保护神”,其自身的生存状态与压力、矛盾与痛苦,更值得记录。

  彭辉记得扎巴多杰说过一句话:“碰见盗猎者并不可怕。他们有枪,我们也有,而且我的枪法好。最可怕的,还是可可西里的气候。”彭辉和队员们第一次巡山,便感受到了大自然带来的死亡恐惧。

  那是1998年8月下旬。成都还是炎炎夏日,在可可西里腹地,已经是冰天雪地,气温零下几度。彭辉和助手开着吉普车,跟随野牦牛队安全巡逻了20多天,当他们经过一个名叫“鬼门关”的地方时,意外发生了:“原本应该是冻土的地方,在中午气温回升后,化成一片烂泥滩。”彭辉和队员们乘坐的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运载汽油的卡车,底盘全部陷入泥浆,动弹不得。

  当时,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如果车开不出泥沼,靠两条腿走不出几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就只有等死。扎巴多杰的两个儿子和巡逻队员,二话不说跳进泥滩,开始用手掏淤泥。

  一整天下来,车子毫无动静。当晚,所有人和衣坐在车上,听着车窗外鬼哭狼嚎般的风声,雪块、冰雹轮流袭击,心情极其复杂。次日,凌晨不到5点,彭辉第一个走出来,用摄像机对准吉普车与所有巡逻队员。一会儿,一个满身污泥的队员疲惫地走下车,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

  第二天晚上,陷在泥里的车辆还是没有动静。一向乐观的扎巴多杰悄悄嘀咕了一句,“这下惨了!”站在身旁的彭辉,从他的情绪里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幸运的是,第三天,两辆车终于从泥滩里被掏了出来。

  大家都已经一天半没吃任何东西了,饥寒交迫。好在这天深夜,车子终于抵达库塞湖检查站,工作人员端出一大锅没有任何调料的清水挂面,“没人说一句话,埋下头吃得异常贪婪……”

  彭辉跟拍野牦牛队,面对暴虐的大自然袭击的遭遇,不止发生了一次。有一次巡山,一场暴风雪把装载备用汽油的供给车跟丢了。队员赶紧打信号弹,但是,在天地一片苍白的风雪里,升空后的信号弹没有一丝亮光;再打几梭子冲锋枪,仍然被暴风雪的呼啸声吞没……紧急时刻,扎巴多杰果断地凭经验判断方向,抄近道返回保护站。一天之后,野牦牛队终于回到保护站。两天后,那辆供给车也凭着感觉找了回来。

  1998年11月8日晚,扎巴多杰在家中被一颗77式手枪子弹从耳根后近距离击穿头部身亡。获悉消息,彭辉悲痛万分地赶往可可西里,送走扎巴多杰。

  面对盗猎者的疯狂,彭辉心中升起强烈的愿望:“很想纪录片拍摄与盗猎者正面遭遇。”1999年5月,“有人进山盗猎!”刚回成都的彭辉接到野牦牛队电话,又立刻赶回可可西里。

  当时,梁银权出任了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和野牦牛队队长。几天后,彭辉与助手跟着梁银权和七八个队员,在可可西里腹地的一个大峡谷中,沿着峡谷两侧包抄。终于,彭辉透过摄像机的长焦镜头,看到远处有一辆吉普车一动不动。野牦牛队先喊话,再鸣枪,却没有任何反应。队员们握枪步步逼近,看清楚车内两名男人,车外晒着数十张藏羚羊皮。“抓下来!”梁银权一声令下,队员们迅速奔去,彭辉扛着摄像机跟着奔跑,长达十几分钟的镜头,完整地记录下抓捕两名盗猎者的全部过程。而此刻,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扛着沉重的机器剧烈奔跑,彭辉已两眼发黑,险些晕倒。

  事后查明,两名盗猎者的3支半自动步枪已经全部上膛,但看到巡逻队员人数众多,并持有冲锋枪,才选择了缴械投降;而盗猎者选择躲在峡谷没有逃跑,是因为汽车没油了。这一次,他们杀害了近百头藏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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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放《平衡》——

  欧洲沙图什市场逐渐萎缩

  2011年12月在西宁,彭辉请当年野牦牛队的几名老队员到下榻的宾馆,在电脑上一起重看纪录片《平衡》。再看10多年前,自己曾经青春的面孔与身影,现已40多岁的一群老队员,个个泪流满面。

  “是当年野牦牛队英勇的付出,才让濒危的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得到了保护和繁衍。”彭辉说,1992年以前,每年都有五六万人进入可可西里。而随着藏羚羊绒制品 “沙图什”(波斯语为:羊绒之王)在西方的走俏,可可西里每年至少有2.5万只藏羚羊遭到猎杀。“沙图什利益链的最高端,曾一直宣扬这种羊绒是自然脱落,是藏羚羊在换毛季节,在树上蹭掉的。”彭辉耗时3年半拍摄的《平衡》以真实的画面,戳穿了这个谎言。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中国区负责人说,“这部片子,直接导致了欧洲藏羚羊绒制品沙图什市场的萎缩。”当年底,由科技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昆明召开,彭辉应组委会邀请,携带长达168分钟的《平衡》到会播放,这是《平衡》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放映。来自全球的一百多名环保人士,静静地观看着这部拷问人类良知与无奈挣扎的纪录片。当看到扎巴多杰中弹身亡,现场一片哽咽……

  会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区负责人找到彭辉,希望向他购买《平衡》的播映权。彭辉无偿复制提供了一套光碟,送给世界自然基金会。后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负责人发邮件告诉彭辉:因为全球播放《平衡》,沙图什在欧洲的市场逐渐萎缩。再后来,《平衡》在日本播出后,不断有人打电话给彭辉,要求给野牦牛队捐款。

  “我一直叫彭辉是哥哥!”陆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陆川拍了《寻枪》后,一直陷入没有好剧本的苦恼。此时,《平衡》进入他的视野。在《可可西里》一片中,他把拍摄《平衡》的导演彭辉,演变成片子里的记者尕玉,电影里的部分台词,也直接采用了《平衡》里的对话。

  2004年,《可可西里》到成都做宣传,陆川恳请彭辉到电影院观看,“因为他是可可西里保护史的见证人,我觉得他对我的电影最有发言权。”“当时,我非常抗拒看这部电影。”彭辉回忆。因为,1997年-1998年间,“野牦牛队”曾因连续10个月发不出工资,个别队员悄悄卖了缴获的极少量藏羚羊皮。扎巴多杰得知后,非常恼怒,责令从队员工资中扣除。扎巴多杰去世后,有人旧话重提让野牦牛队处于舆论浪尖。“担心陆川,刻意回避西部工委,忽略野牦牛队。”

  然而,陆川以诚意把彭辉“逼”进了影院。影片开头,一盗猎者敲开车窗:“你们是西部工委的吗?”之后一声枪响,盗猎者无情地枪杀了队员……看到这里,彭辉激动得双腿发抖。影片结束,彭辉给了陆川一个热情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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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后续拍——

  野牦牛队的故事还在继续

  电影《可可西里》的结尾,巡逻队长被盗猎分子残忍地枪杀了;《平衡》里,两任队长也相继中弹身亡。12年后,彭辉仍然扛着摄像机,继续走近野牦牛队的后继者,以及盗猎分子。

  2011年12月16日,可可西里腹地的一个无名湖边,扎巴多杰的儿子秋培扎西,接受彭辉采访。1998年8月,扎巴多杰启程赴北京为野牦牛队募款,也曾坐在这里,对着彭辉的镜头,长达3个小时,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在可可西里接受采访。

 

  

  “可可西里获得的关注越来越多,当年四处漏风的北京吉普,已经换成四轮驱动的越野,车上还有电台和卫星电话,装备充足,据说每个月工资也有三四千元。”彭辉谈到野牦牛队队员的生活现状说。

  “野牦牛队是一群不该被忘记的人!”去年12月,他把当年一起巡山生死与共的六七名队员约了出来,他们现在大多赋闲在家。扎江,女朋友半年前和他分手,因为他穷,在可可西里落下一身病;当年《平衡》里趴在车辙边喝泥水的江文扎西,患上严重的风湿疾病,去年底突发脑溢血,住院抢救。彭辉去医院探望,发现壮实的江文扎西已经骨瘦如柴。

  几年后,扎巴多杰的两个儿子,回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大儿子是可可西里的一名森林公安。2010年,二儿子秋培扎西也进入管理局。说起父亲,秋培扎西眼眶红了,他说:“我的舅舅和父亲都死在这片土地上,我希望能在环保的过程中,见到所有逃犯被抓到的一天。”

  彭辉终于找到接近盗猎分子的机会。“你逃亡的这17年,日子过得怎么样?”坐在盗猎者对面,彭辉故意用平静的语气提问。一位盗猎者突然号啕大哭,告诉彭辉,他没开枪杀人,但在索南达杰被枪杀后,为躲避追捕,他过上隐姓埋名逃亡生活。有好几次,当地公安机关要求他拿身份证把暂住证办了,不敢公开身份的他越想越绝望,终于在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割喉自杀,妻子发现才把他送进医院抢救过来。

  一位30多岁的逃亡盗猎者告诉彭辉:17年前,他向父亲提出想要一件新衣服,穷困的父亲却给了他一耳光。被父亲打跑后,恰遇有人招募猎手,他就跟着去了。没想到这一去,便卷入索南达杰枪杀案。

  “这些盗猎者,是利益链中最低端的一环。”彭辉说,盗猎者每次进可可西里,加上汽车、汽油、枪支弹药、食品、维修等费用,没有数万元下不来,这对于普通打猎者,根本不可想象。而结果是,他们每猎杀一头藏羚羊,羊皮卖500元,除去成本,每人只能分二三十元。那些掌控这条利益链的幕后黑手,才是最大的赢家。

  今年五六月,彭辉计划着再去可可西里,“这是藏羚羊产仔的季节。”沙图什市场的萎缩,并不意味着盗猎行为的终止。怎样防止更多的人沦为盗猎者?高原地区的环保之路该如何继续?如何寻找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衡”?“我想让《平衡2》,在12年后,画上一个带有疑问的句号。”彭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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